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壯麗70年 奮進新時代:點亮鄉村新生活

2019-09-27  讀書與積...

    72歲的王付忠深深地覺得自己和孩子之間有代溝的時候,大多是在一些他們彼此無法理解的細節里:一個燈就夠亮,為什么還要開其他的燈?只在一個屋子待著,為什么其他屋里的燈也開著?夏天開空調可以理解,為什么溫度要低到蓋被子?

    兩三代人之間這深深的隔閡來自年齡、觀念、閱歷,更來自飛速發展的時代在每個人生命中留下的印跡。1949年,電力等能源極度短缺,人們砍柴燒火做飯、夜里用菜籽油照亮,一燈如豆甚至不及窗外的月光,然而70年過去了,目前除個別偏遠地區外,全國均有電網覆蓋,越來越多鄉野的夜空被照亮,越來越多的電器走進普通家庭,電氣化的進程不斷改變著人們的日常生活。

    從無到有、由小到大、由慢到快、由落后到先進、由分散到集中,我國電力能源的發展是新中國偉大征程的一個縮影。而對于地處偏遠、居住分散的廣袤鄉村來說,比城市更加漫長而艱辛的“用電史”,則為我國電氣化的不凡歷程烙下一個更深刻的注腳。

    寶峪村王付忠們的經歷,就是發生在“注腳”里的一個典型故事。

    “吹滅(油)燈再說話!”

    寶峪村地處山東省濟南市南部山區,三面環山,只有一處埡口通向村外。村民聚居在山底的“聚寶盆”里,但“盆底”并不平整,全村近200戶村民都三三兩兩散居在一條又一條伸向山坡的溝溝里。

    1947年出生的王付忠是土生土長的寶峪人。從他記事起,照明就是個大難題,為此他們探索過各種各樣的方式:把七八個蓖麻子仁串起來,能燃一會兒供照明;把豆油、菜籽油、麻子油倒進碗里,用捻成細條的棉花作燈芯可照明;直到后來才慢慢用上洋油(煤油)燈。

    “棉繩很細很細的,也就是微亮,跟螢火蟲似的。”王付忠回憶起用油照亮時說,即便照明不給力,往往也舍不得多用,“這油也是用來炒菜的,所以就臨睡前點著那么一會會”,因此,守著光亮聊閑天是萬萬不能被長輩們接受的。孩子們最常聽父母叨叨的一句就是:“太浪費了,把(油)燈滅了再說話!”

    其實不止菜籽油,在那個年代,任何能供人們使用的能源都彌足珍貴。78歲的王付嶺記得,有一陣子發現家里酒瓶里的酒少了,正納悶哪個孩子偷喝呢,原來是家里煤油不夠,愛看書的孩子偷偷把酒倒進煤油燈里當成燃料照明了。即便知道孩子看書“有出息”,王付嶺也總忍不住心疼那燃著的煤油,時不時地沖兒子喊兩句“別看了,早點睡吧!”

    雖然那個年代,有的村還能用柴油、沼氣照明,甚至自建小型水力發電,但大山里的寶峪村卻止步在了煤油燈。因此,“把(油)燈吹滅再說話、摸著黑說話”逐漸成了那一代人“根深蒂固”的習慣。早早吃完晚飯后,家里不舍得再燃油照明,村民們便紛紛走出家門,聚在街頭村口,開始了每晚的“鄉村夜話”。

    皓月當空。小孩子在月光下捉迷藏,大人就三三兩兩聚在一起拉家常。“那個時候連'戲匣子’(收音機)都沒有,信息很閉塞,村里人聚在一起拉呱,也是交流信息,生產經驗、岳飛和楊家將的故事都是那個時候一代代傳下來的。”50歲的王如發說。

    兒時的夜晚充滿了神秘與回味,王如發總是樂在其中,但他對白天必不可少的拾柴卻頭疼得很。雖然住在山窩窩里,可環著的這幾面高山他都不知爬過多少次。每天放學后,他就和姐姐玲玲拎著籃子上山了。

    只要天天吃飯,每天就少不了拾柴。山上的落葉、枯枝都是常見的柴種類,還有一種開著淡淡小紫花的“荊柯”(學名:牡荊),到了秋冬也是燒火的好燃料,如今在山上見了它,姐弟倆還忍不住條件反射般地興奮。

    不要以為山上的資源就取之不竭,再高的山也經不起人們天天上去“薅羊毛”,所以冬末春初的時候最難過了,山頂上的草墩子都被鏟了下來帶回家燒火。

    雖說童年辛苦,但想想他們的父輩、祖輩,哪一代人不是這么過來的?玲玲的姑姑今年74歲了,但眼睛中間的鼻梁上橫著的那條深深的疤痕就跟了她68年,那是小時候跟姐姐們去西山拾柴時留下的,這不僅是身體的疤痕,更是時代的印記。

    大山無言,默默地守望千年;春風不語,吹綠了一年又一年。白天拾柴做飯,晚上月下聊天,一代又一代,一年又一年,時光就這樣在寶峪村凝固了千百年。

    有電燈了,煤油燈“下崗”了!

    變化發生在1978年。

    村里有去過城里的,說城里有電燈很亮,去過鎮上的,回來也這樣說。“村干部壓力大了,到處跑關系。”終于在1978年跑下來了,村民們積極性也高,“那么老沉的電線桿人根本抬不動,就靠拖板車往村里運,光拖板車就運壞了好幾個!”王付忠說。

    8月份的那段日子真是熱鬧!一家一個燈泡,等晚上一開閘,家家都亮了。“太神奇了!”小孩的興奮寫在臉上,把那個燈繩攥在手里。拉了一下又一下,電燈就跟著一明一暗,大人的興奮沉在心里,“有電燈了,照亮不用再點(煤油)燈了!”

    一下子,好像每個村都流傳出這樣一個故事,看得出村民們對通電的欣喜與好奇:村里有個愛抽旱煙的老頭,看見剛剛安裝的電燈泡很亮,就把煙袋鍋放在電燈泡上點旱煙,吸了很久也沒有點著,一氣之下,用煙袋鍋敲碎了燈泡,嘴里還不停地絮叨:“亮是怪亮,連個煙也點不著。”

    其實,1978年帶來的變化遠不止這些。改革開放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就像一把鑰匙,打開了一扇新生活的大門。村民們不知道外面世界發生了什么,但他們的生活卻悄悄發生著變化。

    最大的變化是村民的生產積極性上來了,“那時候不興綠化,山上基本就種地”,村民們一口氣把地開墾到了山頂上。山上的地按人口、按勞動力劃分得極細,到秋天拾柴的時候,村民也要按片來,不能亂割別人的。“雖然不值錢,但離了這點資源,老少爺們兒沒法生活!”王付忠感嘆。

    村民外出掙錢的積極性也上來了。“那時候集體搞創業,出去干活掙了錢70%要交給集體,就這都得抓鬮才能去。”王付嶺說。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,慢慢地,越來越多的村民出去打工掙錢,口袋也跟著鼓了起來,根本無暇顧及山上那點柴了。手里攢了錢,煤炭、煤球、蜂窩煤就這樣陸續走進了家家戶戶,“現在山上的枯枝爛葉都沒人要了。”王付嶺說。

    上世紀80年代以后,村民生活日漸紅火起來。家家戶戶都有了手電筒;王付忠家里多了一個收音機,當年50多元買的,一直到現在舍不得扔;1983年,劉慶森家有了全村第一臺電視機,恰逢那年熱播《大俠霍元甲》,全村好多人都跑過來看,屋里擠不下,劉慶森干脆就把電視搬到院子里,“下著大雪,院里的人都不走。”他說。

    “耕地靠牛、照明靠油、用水靠挑、碾米靠推”的無電生活總算結束了。隨著電的普及,村里的生產方式也有了改變。“現在都用上電了,原來澆地都是用柴油機帶動,那個柴油機和水泵之間的傳送帶很緊,看著結實但不耐用,稍微不注意就像破布一樣'嘩’的一聲全裂開了。”提起這些,王付嶺還心有余悸。

    雖然電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方便,但總還是不敢多用的,晚上開一會兒就趕緊關了。“那時候變壓器不行,用電多了根本供不起來,電視看著看著就黑屏了,停電更是常事。”王付嶺回憶,那時候寶峪村屬于突泉辦事處,辦事處一共有12個村,經常是今天供這6個村,明天供另外6個村。

    在那個能源不足的年代“被迫”明白了電的珍貴,“愛惜用電”“節約用電”算是刻到人們骨子里了。

    可以放心用電了!

    “同網不同價”,當這個詞被寫進歷史20余年之后,王付忠對它還是很陌生,但回憶上世紀90年代用電的往事,他分明感受到過——“電費比城里還貴!”

    可他也表示理解,甚至質樸地覺得“應該的”。“那個時候電費分兩塊,一塊是實用電數,另一塊是電損,電損要平分到村里去。”王如發解釋說。當時農村電網落后,又不像城里居住集中,“跑冒滴漏”是常有的。

    當時寶峪村只有一臺50kVA(千伏安)的變壓器,但因為村里人少,15W的燈泡比鄰村的都亮。剛開始覺得是好事,可弊端很快顯現出來了,“村里用電少,變壓器大,相當于'大馬拉小車’了,電損很大。”王付忠說,“俺們那時候根本舍不得用電,但沒辦法,有時候光電損比電費還高!”

    1998年,是農村電網建設史上的一個里程碑。針對我國農村電網水平落后,農電管理體制混亂,電價奇高,農民用不上電的狀況,“兩改一同價”的重大決策正式出臺,即改造農村電網,改革農電管理體制,實現城鄉用電同網同價。

    寶峪村對上頭的政策不敏感,但他們的生活再一次有了變化,變壓器交給國家電網統一管理,不用再交電損費,變壓器壞了也不怕了。“當時的變壓器是村里湊錢買的,所以當時讓上交時,很多人不同意,但一算賬就知道,不交不合適啊,交了以后變壓器壞了國家能給修。”王付嶺感慨,這下終于敢用點電了。

    但時代的快速發展遠遠超過了人們的想象。也就10年的工夫,“終于敢用電”的寶峪村又不得不再次克制自己。

    隨著2008年-2011年家電下鄉政策的推廣,村里的電器明顯多了起來。看看王付嶺家,空調、電飯鍋、電炒勺、電視機、電褥子、電風扇、電冰箱……該有的家電幾乎一個不落。村民用電的快速增加,又成了變壓器的“不可承受之重”。

    平常還好,可是一旦遇上清明、五一、中秋、春節等節日,矛盾就凸顯出來了。不等天黑大家就趕緊做飯,一到晚上就經常聽見村里的電工喊,“家里有大功率電器的——先停停!快跳閘了!”

    不過這種麻煩日子沒過多久,全國第二輪農村電網改造就開始了。2014年,濟南南部山區開始大面積實施農村電網升級改造工程,不僅進行低壓改造,把裸鋁線全部換成絕緣線,還根據村民的實際需求進行變壓器的增容。如今,50kVA的變壓器在整個南部山區幾乎已走進歷史,寶峪村換上了兩個200kVA的變壓器,即使用電高峰期,也能實現“輕運行”。

    這兩年,少了停電的煩惱,王付嶺還有一件高興事。“俺們這'電工’的態度都好得很,誰家有個小故障,打了電話立馬就過來給修。”王付嶺口中的“電工”,其實并不是原來村里的“電工”了,而是指柳埠供電所的臺區經理。

    “我們每一位臺區經理平均負責兩三個村1000多戶居民,誰家發生停電等故障都能隨時跟我們聯系。”柳埠供電所臺區經理楊帆說,國網公司對故障搶修有嚴格要求,一般45分鐘要到現場,對山區寬限到90分鐘,“一年365天,一天24小時,我們隨叫隨到!”

    隨著農網改造完成、智能電表普及,村里收繳電費也更方便了。王付嶺的兒女們都在城里,但老人家的電費可一點沒耽誤,“我手機里綁定著老家的賬號呢,該繳電費的時候手機直接就操作了。”王如法邊滑動著繳費頁面邊說。

    用電的“硬件”“軟件”都好了,寶峪村近些年都沒有再用過蠟燭。村里長長的坡溝路上還安了一些太陽能路燈,晚上在山腰望去,如長長的火龍,守衛著寶峪村來之不易的光明。

    這一次,相信一輩子舍不得用電的王付忠們,終于可以放心用電了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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